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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从地平线上崛起】之一:乡村巨变
    大江网经济频道  2021-06-02 11:25:00  来源:中国名牌网  编辑:朱兵兵  作者:杨洋

      在《回望新中国初期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探索》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实现乡村振兴既是一个当代命题,更是贯穿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乡村现代化事业的长期主题之一。”新时代,这一主题正在谱写新篇章。今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实施。这一法律的出台在新篇章谱写之时,为当下农村发展定下新调子,从新层面推动我国“三农”全面升级。

      国之根本艰难探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如雨后甘霖,浸润着中国的广袤大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此为起点,中国农村纷纷开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探索转型。然而,随着农业农村发展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系列新的问题逐渐显现,并困扰着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发展当中的发展模式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保障、政策调控力度、法律法规的关键问题等现实命题亟待回应。党中央迅速调整战略,开启“三农”改革顶层设计,在艰难探索中解决着中国农村的时代困局。

      “三农”之痛

      危房破旧、道路泥泞。路两旁废弃的猪牛栏气味刺鼻。肩上扛锄的农民吭哧喘着粗气,在坑洼的泥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脚跟掀起的泥块瞬间裹住布鞋,那白色、黑色、墨绿色的鞋面也就与泥土路成了一种颜色……这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广东省潮安县狮峰村的真实写照。

      类似的场景同时在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上演。“以前,这里的道路一塌糊涂,房子是破破烂烂的土坯房,条件很苦。姑娘们都不愿嫁进来。”安吉县鲁家村村民高育英如此回忆村中的旧时状况。

      “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的陕娃们并不知道,几十年前,村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距离西安仅一小时车程的袁家村曾经历过12年换35任队长,却越换越穷的局面。村里没有积蓄,还欠了上万元外债。在当时,那是一笔巨款。

      一个“苦”字,几乎可以概括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基本状况。导致状况频出的三大问题,就是后来不断被提及与探讨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中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不可分割,它们相互影响与作用,属于三位一体的系统性问题,其中涉及内容繁杂琐碎,但也存在一些顽固且明显的问题。

      在“农民”问题中,收入水平与留守问题凸显。

      上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城市与农村人均收入逐渐拉开差距,乡村工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越来越多的农民有了离乡进城、离土进厂的想法,并付诸实践。大量农村劳动力陆续转移至城市与乡镇企业。年轻子女怀揣乡愁,进城务工;年迈父母、年幼儿童留守农村。农村空心化现象逐渐凸显。

      地少人多、收入微薄、粮价不如水价、自身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等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无解,更催生着这一趋势的加速发展。

      在《中国乡村振兴的五个根本问题》一文中,作者将乡村老小的状况形容为“被遗忘在低处”。他这样描述留守乡下、年过八旬的外婆:“外公早已去世二十多年,八个子女和数十个孙辈、外孙辈全都奔赴城市或外地谋生。”外婆的养老已成问题,这背后还有老人不愿去养老院、与儿媳相处不惯、不愿离开旧居或寄居女儿家等一连串的问题。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

      在“农业”问题中,产量与品质长期拖后腿,且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农业受自然条件限制大。上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农耕工具落后,生产效率低、农产品品质缺乏标准,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粮食产量与品质无法得到保障。而对于农民来说,过于高昂的过路费、过桥费、油费等周边因素更进一步阻碍了当时农业产业化与市场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农村”问题中,面貌落后、发展滞后成为当时突出的常态现象。干群关系差、办事效率低、干部设置不合理等隐性矛盾长期存在。此外,农村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保障尚不健全甚至缺失,农村自身交通、供水、供电设施跟不上趟。农民居住条件差,耕地、工业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亦日渐严重。

      对于农民来说,耕地就是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如此描述农民对于耕地的依赖:“农业与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由此可见,耕地污染对于农民的影响是长久且深切的。

      不可分割的“三农”问题相互影响,最终形成“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恶性循环。

      这些实实在在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将这一时期定格在1988至2001年间。他指出,这虽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四年,却是中国中西部大多数农民艰难的十四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春”到农家

      不过,在此之前的1978至1988年,却可以说是中国农村蒸蒸日上的十年。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将这一时期称作中国农村相对纯粹的“黄金十年”。“黄金十年”的序幕在小岗村被拉开。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风险,搞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尚没有一个地方敢做这样的决定。

      时任小岗村队长严俊昌在纸上写下“分田到户后绝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的誓言,18户农民在纸上摁下手印。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就此诞生。

      小岗村的实践为当时的中国农村改革作出了积极示范。在实践次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粮食产量超过6万公斤。田间地头堆满的粮让小岗村村民笑得合不拢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渐渐“拨开迷雾见光明”。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并传达出明确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短短几年内遍及全国。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当时的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它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的集体化模式,解决了长期以来“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以家庭为单位,将自主权交到农户手上,大大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以及对于田地的可支配性,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案例。

      除小岗村外,在当时脱颖而出的农村代表还有华西村。更确切地说,小岗村的实践属农村转型,而华西村的实践则属乡村转型。

      就在小岗村村民忙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华西村却另辟蹊径,将目光聚焦于工业化方向,这在当时的中国极具前瞻性。

      1964年,时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受到启发,开始带领村民开土地、填河沟,还与村民共同制定了《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并于1972年后,提出“工业兴村”的目标。1976年,华西村工副业产值已超过28万元。

      随后几年,华西村集中力量,兴建起包括冶金、纺织、有色金属在内的40余家乡镇企业,并在198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破亿元,跃身成为“亿元村”。

      坚持发展生产、增收富民,实施科学建设、全面推进。华西村的案例,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轰动,由“乞丐村”到“亿元村”,华西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缩影与见证,它的成功对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1984年,乡镇企业的名称出现在中央“四号文件”中。乡镇企业开始在全国多地涌现。

      徐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解析华西村以及其他乡镇企业的应运而生。他认为,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也有着密切关系:“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农村一下子释放出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急欲寻找出路、增加收入。”

      受华西村的成功启示,以及当时农村户口难进城、“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等因素的限制,大量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现。后来闻名遐迩的春雷造船厂、红豆纺织集团就诞生于那一时期。

      小岗村与华西村的改革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代表性标杆。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用“承担着不能相互替代的历史任务”来评述两个示范样本村在中国改革初期的意义。

      “摸着石头过河”

      小岗村实践“大包干”的1978年,我国开始“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农村改革。如今看来,这些政策在当时极具突破性。

      1982年1月1日,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其中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3年和1984年,中共中央又连续下发“一号文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意义,让这一由中国农民亲手创造的制度在全国大面积推行起来。

      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明确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

      四个“一号文件”,每年前进一步,积极推动着我国农村改革,让农村显现出新面貌。广大干部与群众干劲十足、热情空前高涨,大家都在为广开生产门路、促进产量增收而努力。

      这样的新形势改善了从前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但也在实践过程中出现求量不求质、品种单一、商品流通不畅等问题,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弊端由此显现。

      《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这样描述1984年四川省粮食大丰收后的情况:当时的粮食人均产量已达到400公斤的历史高位,但各地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卖粮难”。农副产品也遇到类似问题,在重庆奉节,农民们将刚刚成熟的脐橙倒入滚滚长江……

      开启市场调节刻不容缓。

      1985年的“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发出,决定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提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这一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统购派购任务,农民不再受经营公分的限制,可以参与到农产品经营与加工中去。农民离市场更近了。“三农”问题研究者们对于“十项政策”的提出,普遍有着较高评价。他们认为,该政策在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我国针对“三农”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艰难探索,针对不同时期的农村状况,提出相应政策,不过,仍强调“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方针政策。直至我国步入“九五”计划的1996至2000年,才开始提出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并将其视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这与我国粮食供给由长期短缺逐渐转变为丰年有余有着密切关系。

      反哺:从“输血”到“造血”

      上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农村发展面临艰难曲折。如本文开篇描述那般,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土地抛荒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凸显。

      1992年,“民工潮”一词开始被叫开,它形象地描述了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南下北上的民工大军。

      徐勇认为,导致“民工潮”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村劳动力剩余比例加大,二是种田不赚钱。农民辛苦种了一年地,有时赚不了钱还赔钱,这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也引发了农村土地抛荒现象。

      这一时期,存在于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集中但不止于以上几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医疗、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田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有饭吃、缺钱花”恰当地描述出当时中国农村的尴尬境况。

      此时,党中央已意识到农村症结所在,并开始通过一系列支持政策与改革举措对当时的中国农村进行反哺、回报与扶持。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安徽成为先行试点。

      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这意味着农民承包的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可以流转。它首次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该建议为做好“三农”工作指明方向。

      200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取消农业“四税”。这是值得记住的一天,延续2600余年的农业税自此退出历史舞台。免税政策让农民身上的担子轻了、脚下的步子快了。

      上海财经大学三农研究院副院长张锦华认为,农业“四税”的取消是我国从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向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转变。

      2012年,国务院印发《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这一规划系统性地提出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

      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提出实现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迅速提升,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但只“减少”还不够,实现全面脱贫才是根本目的。

      破局前行东风扑面

      春暖花开,东风扑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有效衔接,对推动“三农”改革意义重大。持续的力量注入与战略指导,让中国农村面貌大变样,且呈现出各自特色。新农村样本朝气蓬勃,并展现出独特气质。

      脱贫攻坚

      完全消除贫困,不仅是我国步入21世纪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农村贫困的根本在于“三农”内生问题长期存在。彻底摆脱贫困,就要解决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根本性问题。自2015年后,党中央一系列扶贫政策、脱贫举措相继出台,力求从源头解决“三农”内生问题。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11月27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的重要使命。

      2015年12月与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与《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它们为鼓励和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016年10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重点聚焦农业现代化。

      2016年12月20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闭幕。会议传达这样一则消息,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首战之年,我国超额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任务。

      对于这样的“中国效率”,张锦华如此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大规模减贫,从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到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在世界减贫史上亦属奇迹。”

      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上世纪90年代前后存在于中国农村的顽疾层层剥落,它们分别从多角度细致地解决着“三农”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系列中国特色扶贫政策的相继出台,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破釜沉舟逆袭创奇迹

      2020年12月,广东省潮安县狮峰村的村民们喜上眉梢。他们刚刚得知本村获评“广东十大美丽乡村”的消息。如今的狮峰村路面平整洁净、树木高大林立、房舍白墙青瓦、门前篱笆黄花,已丝毫找不到几十年前危房破旧、道路泥泞、猪牛栏刺鼻的踪影。

      在脱贫攻坚目标提出后,狮峰村破釜沉舟求变革,以“一村一品”为抓手,“一湖一轴多节点”为设计理念,有序推进家园建设。从前的贫困村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中的白鹭湖成了知名打卡地。这里曾是村民的“养鱼池”,如今已是荷花密布、白鹭成群。为方便游客观赏,村民搭起湖中栈道、设立水雾造景装置,营造出仙境赏荷的曼妙意境。“一天最多能有两万多人来参观!”狮峰村村民兴奋不已。

      人们用“逆袭”一词形容今日的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如今,这里已是中国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鲁家村以每一个家庭农场为一个景点,将家庭农场串联为大景区,其中包含丰富的吃、住、游、购元素。这种统分结合的经营模式保障了鲁家村旅游品牌打造的统一性与灵活性。“姑娘们都愿嫁进来了!”

      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也依靠乡村旅游实现了彻底蜕变。对比2007年与2017年的村建设图,袁家村变了大模样。康庄老街、小吃一条街、回民街、祠堂街、书院街……从当初的“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到如今特色小镇与乡村旅游的成功结合,袁家村创造了一个奇迹。

      “要想富,先修路。”如今,狮峰村平整洁净的路派上了大用场。它成了村民对外顺畅沟通的桥梁。更多的农村在建设过程中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为58.6万公里;2018年,这一数字已提升超6倍,达404万公里。

      鲁家村与袁家村的蜕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良性发展。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它们的实践并非个例。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人数为5亿人,2018年已增长至30亿人;2018年,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营业收入为560亿元,2018年已增长至8000亿元。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一批脱贫名单,这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823个扶贫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农村正式向贫困挥手告别。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民族要振兴,乡村必振兴。如果说脱贫攻坚是一场任务艰巨的攻坚战,那么乡村振兴则是一场持之以恒的持久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我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文件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民日报》指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增强乡村吸引力,构建新时代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一个个乡村振兴样板村应运而生。

      花园环绕、溪水潺潺,黛瓦白墙的徽派小楼错落有致。江苏省东台市八里居委会如今建起了新型农村社区,取名“八里人家”。

      “八里居委会老村就在马路对面。村民们再添三十多万元差价,就能用自家的老宅基地置换新社区里的别墅楼”,八里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黄云林告诉记者,“八里人家”很抢手,还没开建已被村民预订一空。目前,一期与二期工程已交付,三期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

      八里居委会是东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村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东台市迅速行动起来。东台市委农办副主任王伟回忆起当时场景:“2018年初,东台市迅速组建乡村振兴工作指挥部,抽调多个部门的骨干力量,组成工作专班,集中办公,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试点先行、标杆带动。东台市农业农村局在全市遴选出25个村,作为乡村振兴首批试点村,落实“一村一策”举措,结合村中特色产业,精心培育亮点。

      位列首批试点村的八里居委会迅速开干,积极建设起品海鲜、吃河鲜、尝土菜的优质农家乐项目;大力发展甜叶菊产业,以浩瑞生物甜菊糖加工为引领,打造2300亩甜叶菊科技产业园,形成母苗繁育、种苗供应、示范种植、机械收获、订单收购、深度加工、外贸出口“种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全产业格局,带动全市建成近5万亩种植基地。一系列实践举措,为村民就业增收提供了持续保障。

      作为东台市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临塔村的建设也是可圈可点。临塔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乡村、全国环境整治示范村等数十项荣誉称号。八里居委会发展偏重农业,临塔村则偏重高新技术产业。

      “临塔村有工业园区117家,去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0亿元。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开始回村就业,”谈起村内建设,临塔村党总支书记沈平的言语中有热情、也有期许,“土地、人才、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要素。没有人,何谈振兴?临塔村要按照城镇化标准去建设,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回村。此外,我们把产业做上去、把智能化做上去,也是希望吸引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能人进村,他们会成为临塔村未来发展的主力军。”

      对于下一步的打算,沈平说:“临塔村要弘扬孝贤传统文化、挖掘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说,循序渐进地开发与这些主题相关民宿、农家乐,通过以点串景的方式,点燃乡村旅游新引擎,争创乡村振兴典范。对于每年临塔村要做的项目,我们都会明晰细化。乡村振兴,我们不能搞得太大,要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

      如今,乡村振兴不仅有明晰的指导方向,还有了法律保障。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该法律自2021年6月1日起实施,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法律。它的出台意味着我国乡村振兴将有法可依。

      “我们正在组织干部积极地学。”沈平说,《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临塔村未来发展保驾护航,理解它,能够让临塔村的建设更上一层楼,在乡村振兴大道上,步子越迈越坚定。

      品牌建设雨后春笋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二十个字,是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先决条件与重点任务。多地出台政策,推动农村产业科学发展。如今,多地农村产业根基已夯实,在这一基础上,区域公用品牌与地方特色品牌作为农业产业的特殊形态,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

      特色农业“上新”

      嚼一口脆嫩绵柔的白斩羊肉,幸福感从口腹蹿到头顶。许多食客甚至不惜大老远从外地慕名而来,只为这一口。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的白斩羊如今已成为响当当的特色农业。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养羊队伍中去。

      在全面推进乌烈镇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白斩羊产业贡献不小。2020年,乌烈镇白斩羊出栏量4750只,创下年产值超过300万元的好成绩。产业好,就要深入挖掘。目前,全镇已开始探索“产业+基地+品牌”发展模式,让白斩羊保量、保质、保规模。

      五月的玉门,农事正忙。枸杞树枝条已抽出嫩芽,农民们忙着为枸杞树抹芽、除草、定梢。

      彻底舍弃小规模、零散经营的模式,近年来,甘肃省玉门市大力培育包括枸杞、人参果、孜然茴香调味品在内的六大农产品,并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培育产业形成规模、越做越大。政企农三方齐发力,抱团致富,为玉门市乡村振兴注入新内涵。

      高档柔雅的茧丝、甘甜可口的西瓜、清脆爽口的青椒、生态多样的苗木、甘甜清香的甜叶菊如今已成为东台名副其实的特色产业。

      东台市弶港镇甜叶菊种植面积4.1万亩,年输出甜叶菊种苗10亿株,甜叶菊生产规模在全国数一数二。东台市三仓镇的西瓜每到四五月份成熟后,就成江浙沪地区抢手货。“别处吃不到这个味道”是食客们对东台西瓜爱不释手的不二理由。

      大力培育特色农业对于东台市农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年前,东台农民就已依靠特色农业让腰包鼓了起来、日子富了起来。国务院前副总理姜春云曾在考察东台市经济发展状况后指出:东台的路子,对苏北、淮北,甚至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都有借鉴意义。

      如今的东台,依旧抓住“产业强市”根本,推动乡村持续良性发展。在今年的乡村振兴推进情况汇报中,东台市农业农村局把着力点之一放在“聚焦产业兴旺,着力厚植现代农业优势”上。通过继续大力、强力培育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优质品牌,助力特色产业再攀高峰。

      近几年,我国出台多部关于做大做强特色农业的指导意见。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开展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建立评价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鼓励各地争创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特产品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随后,在农业农村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工作的通知》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林业局联合印发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中也指出,鼓励地方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争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把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

      在助推产业升级,提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农业企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20年,我国农业企业在原218万家的基础上,新增超过61万家。

      乡村振兴的总号角已吹响,我国农村大踏步前行在建设之路上。在这一过程中,特色产业担起大梁。从乌烈镇、玉门市、东台市的案例中不难看出,特色农业已成为农民增收主力军,日趋成熟且现代化元素丰富,对带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区域公用品牌你追我赶

      随着特色农业的日渐成熟,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品牌建设新模式——区域公用品牌开始步入公众视野,并渐成热点。

      区域公用品牌,在某个行政或地理区域内形成的以产业集群为依托,具有较强生产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并为该地产业与企业所共同享有的品牌。

      2017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同时提出要“开展特色农产品标准生产示范,建设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原产地保护产品”。这一年被称为“区域公用品牌元年”。随后,多地先行先试。

      在推动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宁夏枸杞、寿光蔬菜、盱於龙虾、盐池滩羊……几年时间内,各省区县你追我赶,一个个响亮的区域公用品牌涌现而出,成为乡土地方的名片,也是乡村振兴过程中产业兴旺的有力抓手。知名度高了、信赖度强了,政府主导下的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如一把大伞,呵护当地特色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帮助广大农民拿到了市场通行证。

      茶味鲜爽、风味独特,作为安吉县的区域公用品牌,安吉白茶的美誉早已被大众知晓。在推动安吉白茶品牌发展的过程中,安吉县委县政府有规划且系统性地从绿色发展与市场监管方面积极引导、实践,有效地保障了安吉白茶的品牌声誉。这几年,安吉县委县政府又搭上高新技术产业的顺风车,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助力安吉白茶区域公用品牌二次腾飞。

      蚂蚁集团是安吉县在推动智能化之路上甄选的合作伙伴。如今,安吉县已建好20.65万亩茶园的信息库,实现科学精准施肥用药、降低投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三大优势;同时要求茶农、茶企按照程序定量申购防伪码标贴,保证产品可溯源。

      在江西省定南县,定南油茶成为富农的区域公用品牌。定南县委县政府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鼓励农民进行劳动力入股、土地入股,参与油茶基地建设、经营与管理,并分享其中收益。此外,当地政府还主动搭平台,为定南油茶寻找新销路。销路不愁了,农民的收入自此有了保障。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全局性、领衔性、基础性的工作,必须由政府主导。”《品牌农业》一书中将政府主导喻为顶层设计,并指出顶层设计决定着区域公用品牌的命运与前途。

      为推动区域公用品牌良性发展,各地政府努力探索。围绕持续放大特色产业优势,做响一批金字招牌。东台市委市政府在持续加大品牌创树政策扶持的基础上,每年举办“西瓜节”等系列推介活动,多次在上海、南京举办展示展销会,在世界地理标志大会、亚洲果蔬产业千人峰会上进行推介。在这一过程中,东台优势特色产业稳步做大做响,先后打造出包括东台西瓜、东台大米、沈灶青椒、弶港甜叶菊在内的国家地理标志(商标)15个。这一成绩在江苏省县级城市中位列第一。

      东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朱宝美坚定认为,同样的东西,有品牌、没品牌不一样。“品牌建设是乡村振兴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农业必由之路。不搞品牌强农,乡村产业振兴没出路!”他说。

      这一认知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认可并实践。

      2019年,微热点大数据研究院针对当年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情况出具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宁夏“中宁枸杞”、黑龙江“五常大米”、云南“文山三七”、广东“新会陈皮”、安徽“六安瓜片”“霍山石斛”、江西“赣南脐橙”、湖南“安化黑茶”、浙江“安吉白茶”几大区域公用品牌热度值处于较高等级。

      张锦华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农产品生产国,但不是农产品品牌强国。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小而散、无序化竞争对农业现代化影响大。农产品品牌建设作为振兴中国农业的重要抓手,作为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手段,可以全面提升农业市场化、专业化、组织化程度。

      品牌强农合力驱动

      乡村振兴,品牌先行,但不是政府独行。“政府主导,但不能越位,不能替代企业进行市场经营。主体企业必须要承担起农业品牌市场营销的主角作用,打通区域公用品牌到用户品牌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福来战略品牌咨询机构董事长娄向鹏,福来战略品牌咨询机构联合创始人、总经理郝北海在《品牌农业》一书如是说。

      在推动农业品牌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导向性作用,而在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路上,龙头企业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则扮演着重要角色。

      “群雁要靠头雁领”。作为滨海市的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富川生物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针菇培育与销售工作。因为市场好、品牌响,富川生物的金针菇常常供不应求。为此,公司迅速筹备二期项目,建立观赏菌培育中心与高端食用菌研发中心,通过多种模式带动当地及周边农民进一步增收。

      这些年,沁州黄小米集团通过品牌打造把分散的农民组织带动起来了。沁州黄小米已叫响全国,远销世界,依靠这张金名片,沁州市农民走上了致富路。在“公司+合作社+种植户大户+家庭农场”的新模式下,广大农民成为标准化生产中的一员,遵从基地管理规章制度,实行统一开垦、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统一订单的“五统一”模式。不仅增了收,还实现了科学种植。

      除龙头企业外,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推动品牌农业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指将将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它的存在,有助于将农业分散力量“联”在一起。

      2017年7月,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联合体要以帮助、提高、富裕农民为目标,通过发展现代化农业、创新机制,引领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现代农业建设。

      在此倡导下,安徽、吉林、湖南、海南等全国多省积极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湖南南浔浔味堂农产品加工产业联合体由1家龙头企业、2家合作社、9家家庭农场组成。该联合体通过订单养殖的方式,让当地农产品销售渠道无处寻的问题迎刃而解。目前,该联合体已从农民手上收购包括胡杨、蔬菜、淡水鱼等丰富的农副产品超过6000余吨,带动超过3000家农民增收。

      更多的白水县村民加入到陕西美好家园现代农业联合体——白水县凤翔科苑苹果专业合作社中去。合作社成立至今,已有八年时间,在2015年时承接了总投资843万元的世界银行贷款“陕西省白水县岭林皋社区发展项目”。每一天,合作社能够接到70至80个订单,农民种下的苹果不愁销路。

      同时,合作社还对白水县村民进行规范化技术培训。大伙赚了钱,还学到了手艺,可谓一举两得。

      政府主导、企业主营,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都在驱动中国农业进入品牌化时代。

      经过一系列举措和上下努力,“三农”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挖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的价值感不断提升。

      数字往往最具说服力。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业经过四十余年探索实践,在多方面有了大变化,在粮食总产量方面,从1978年的6000余亿斤增加到2018年的13000余亿斤;猪肉总产量从1952年的339万吨增加到2018年的6523万吨;禽蛋总产量从1982年的281万吨增加至2018年的3128万吨;牛奶总产量从1980年的114万吨增加至2018年的3075万吨。在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方面,截至2018年底,我国“三品一标”产品总数达12.2万个;农村化肥、农药使用量双双减少;而在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农用地膜回收率方面均有大幅提升。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前路漫漫亦灿烂,“三农”改革将持续推进,且瞄准“高标杆”。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2025年,我国将建成高标准农田将超过10.75亿亩,农田产粮超过1.1万亿。“中国人手里的饭碗”更稳了。同在2025年,我国农作物机械化率将提高到75%,其中,小麦机械化率近100%。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上,示范区创建也将增速,在五年后达到约500个。而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方面,未来五年,我国600个县将推进人居整治,推进生活污水治理。

      新时代奋进之时,新农人正在新农业基础上缔造新农村。东方,映照着乡村振兴美好前景的一轮朝阳正从地平线上崛起。(《中国名牌》全媒体记者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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