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8日审议批准增加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与此同时，从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

　　两者合计，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压在地方政府身上的化债担子大大减轻了，各地将有更多时间和财力谋划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今年增量政策的“重头戏”

　　地方化债资源增加10万亿元的同时，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

　　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从14.3万亿元大幅降至2.3万亿元，平均每年消化额从2.86万亿元减为4600亿元，不到原来的六分之一，化债压力大大减轻。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说，“我们估算了一下，地方依靠自身努力化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有些地方是比较轻松的。”

　　2023年末，经过逐个项目甄别、逐级审核上报，全国隐性债务余额为14.3万亿元。今年以来，受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需不足等因素影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税收收入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各地隐性债务化解的难度加大。蓝佛安强调，安排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是今年一系列增量政策的“重头戏”。6万亿元债务限额，分三年安排，2024—2026年每年2万亿元，支持地方用于置换各类隐性债务。

　　当前一些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大、利息负担重，不仅存在“爆雷”风险，也消耗了地方可用财力。实施大规模置换措施，意味着我国化债工作思路作了根本转变：一是从过去的应急处置向现在的主动化解转变，二是从点状式排雷向整体性除险转变，三是从隐性债、法定债“双轨”管理向全部债务规范透明管理转变，四是从侧重于防风险向防风险、促发展并重转变。

　　6万亿元方案“一石二鸟”

　　蓝佛安判断，实施大规模置换措施，能够发挥“一石二鸟”作用：

　　——解决地方“燃眉之急”，缓释地方当期化债压力、减少利息支出。这次置换，近三年密集安排8.4万亿元，显著降低了近几年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规模，让地方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同时，由于法定债务利率大大低于隐性债务利率，置换后将大幅节约地方利息支出。据估算，五年累计可节约6000亿元左右。

　　——帮助地方畅通资金链条，增强发展动能。通过实施置换政策：一是将原本用来化债的资源腾出来，用于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二是将原本受制于化债压力的政策空间腾出来，可以更大力度支持投资和消费、科技创新等，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调整。三是将原本用于化债化险的时间精力腾出来，更多投入到谋划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去。同时，还可以改善金融资产质量，增强信贷投放能力，利好实体经济。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增加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后，2024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将由29.52万亿元增加到35.52万亿元。蓝佛安表示，总的来看，我国政府还有较大举债空间。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政府负债率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2023年末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18.2%，其中：日本249.7%、意大利134.6%、美国118.7%、法国109.9%、加拿大107.5%、英国100%、巴西84.7%、印度83%、德国62.7%；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23.4%。同期我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85万亿元，其中国债30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0.7万亿元、隐性债务14.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7.5%。

　　——从举债用途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有效资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于资本性支出，支持建设了一大批交通、水利、能源等项目，很多资产正在产生持续性收益，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是偿债资金的重要来源。

　　来年财政政策更加给力

　　包括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在内，中央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这些政策力度大，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正在显现，不少政策效应明年还会持续释放。蓝佛安强调，将加力推进相关工作，已经出台的抓好落地实施，尚未出台的尽快推动出台。

　　目前，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已按程序报批，近期即将推出。隐性债务置换工作，马上启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等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中。专项债券支持回收闲置存量土地、新增土地储备，以及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方面，财政部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政策细则，推动加快落地。

　　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蓝佛安说，目前正在积极谋划下一步的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结合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

　　积极利用可提升的赤字空间；扩大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拓宽投向领域，提高用作资本金的比例；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大力度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品种和规模；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加强对科技创新、民生等重点领域投入保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