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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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23~2024)》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已成为流动儿童中一个特征鲜明的新群体。相比于传统的“留守儿童”群体，他们面临“在场性缺席”以及社会保障无法落实等问题。专家呼吁进一步打破户籍壁垒，做好流动儿童情况的监测和摸排，提高公共服务的针对性；企业将选择性福利提升为标准配置，履行社会责任。

　　“我小时候体验过‘留守儿童’的滋味，现在就算再辛苦，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看着他们长大。”11月1日晚，结束了一天的奔忙，95后外卖骑手金路辉回到家中。记者致电时，他正在陪一双儿女做游戏，享受每天最幸福的家庭时光。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者像金路辉一样，选择带孩子一起“流动”。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23~2024)》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已成为流动儿童中一个特征鲜明的新群体。以外卖骑手为例，在有未成年子女的骑手中，31%的骑手与子女一同居住在户籍地以外的区域。

　　一方面，随迁子女既能获得更多父母的陪伴，也能享受城市丰富的资源。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教育、医疗、身份认同等方面面临着“融入之困”。“流动的童年”如何安稳扎根？这个问题亟待各方一起作答。

　　从“留守”到“流动”

　　金路辉是河南周口人，5年前一家人来到福建泉州生活。金路辉曾是“留守儿童”。儿时，他在周口农村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父母辗转广东、浙江、福建等多地务工。

　　当自己成为父亲后，他决定不让孩子的童年留下遗憾。而泉州这座城市也给他们带来很多惊喜。“跟老家比起来，泉州更加开放和丰富。”他说，5岁的女儿正上幼儿园大班，班里经常组织去科技馆、博物馆参观，女儿每次回来都很兴奋。

　　出于同样的原因，外卖员梁军夫妻选择带孩子一起离开农村。梁军今年34岁，在北京朝阳区送外卖，其爱人在一家商场做导购，他们7岁的儿子在北京上小学。为了照顾孙子，梁军的父母也来到北京，在夫妻俩租住的小区做保洁——记者发现，代际之间的这种分工，成为不少“流动家庭”的选择。

　　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流动儿童的人数为7109万，占儿童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982万。在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复卫看来，这背后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新业态的兴起为家庭式迁移提供了更好的经济基础。新一代城市建设者不仅追求自身的发展机会，更希望通过子女随迁实现代际发展的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观察到，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留守儿童”的比例在降低，流动儿童的比重日益增加。此外，一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虽然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但会在寒暑假将其接到务工的城市，这些儿童也就介于“留守”与“流动”之间。

　　随迁子女面临新问题

　　虽然儿子就在身边，但梁军仍然觉得，给他的陪伴远远不够。他告诉记者，北京的生活压力不小，为了多赚钱，自己每天10点开工，晚上8点多回家，儿子已经睡眼蒙眬。此外，他和爱人每周末只休息半天左右，孩子仍然要交给父母带。

　　对“流动家庭”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需要提前考虑。梁军透露，在朝阳区，只需提供父母双方的结婚证、居住证，以及缴纳社保满6个月的证明，外地户籍的儿童便能上小学。然而，按照现行政策，非京籍孩子在中高考时将面临一些限制。因此，梁军对未来有一些担忧：“儿子很喜欢北京，如果回老家读中学，他可能不适应。”

　　教育、医保、照料……网约车司机赵女士告诉记者，随迁子女面前的“大石头”着实不少。赵女士来自辽宁鞍山，和丈夫一起在北方某城市开网约车。他们的女儿今年9岁，在老家由外公外婆照看。夫妻俩很想让女儿随迁，可升学的“远忧”和生活的“近忧”让他们下不了决心：“孩子放学早，我们正在接单高峰，接送和辅导作业都是问题。”因此只能利用寒暑假把女儿接到身边。

　　“与传统农民工子女相比，当新就业群体子女开始成为‘流动儿童’，他们还面临着一些由父母职业特性衍生出的新挑战。”杨复卫举例称，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碎片化、不规律，无法持续、有效地履行监护职责，这就演变为一种更为隐蔽的“在场性缺席”；新就业群体与平台之间法律关系模糊，导致其社会保险参保率普遍偏低，这种保障的脆弱性会直接传导至子女身上，例如在流入地就医面临报销程序复杂、比例偏低等难题。

　　多维度为“流动家庭”提供支持

　　受访专家认为，为“流动家庭”创造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让随迁子女在城市找到自己的天空，不仅关乎小家的幸福，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

　　在公共服务层面，王天玉认为，要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未来应进一步打破户籍壁垒，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彻底脱钩。此外，有关方面还应对流动家庭的情况做好宏观监测和摸排，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针对性。杨复卫表示，可建立“钱随人走”的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机制，由中央财政根据各地实际吸纳的流动儿童数量进行专项补助，缓解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

　　从微观举措来说，杨复卫建议政府部门从多维度发力，让“流动儿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围绕“流动儿童教育保障”开展立法工作；将“家庭友好度”等指标纳入平台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或算法伦理审查范围；推动社区开设托管班、共享厨房等普惠项目，构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为新业态家庭提供就近支持等。

　　在杨复卫看来，劳动者是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石。他建议企业将针对员工子女的大病保险、教育基金等支持措施，从可选择性的福利提升为标准配置。

　　记者注意到，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已有一些平台在行动。例如，美团在全国19个城市累计建立35个“美团袋鼠宝贝之家”，在课后和周末时间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社区融入、同伴交往、课业辅导、兴趣课堂等各种教育支持服务。

　　“唯有政府、工会、社区、企业等主体同向而行，将保障‘流动儿童’权益作为社会治理的新发力点，把散落在各地各领域的帮扶措施进一步整合，使其系统化、制度化，方能让随迁子女更好融入城市。”王天玉说。